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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建立之初，刘秀虽以“复高祖之业”为旗帜平定天下，但历经战乱后，汉室正统的认同感亟需重建。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，刘秀政权的合法性直接关联着对西汉的传承，而东汉怎么祭拜西汉皇帝，便成为彰显正统、凝聚人心的关键举措。在古代社会，皇室祭祀绝非单纯的祖先缅怀，而是兼具礼仪传承与政治象征意义的国家大典，东汉对西汉皇帝的祭拜，既延续了宗法制的核心精神，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了务实调整。
宗庙作为祭拜的核心场所，其设置直接体现了东汉对西汉皇帝的尊崇态度。刘秀定都洛阳后，并未割裂与西汉故都长安的联系，首先下令修缮长安城内的西汉宗庙，保留了汉高祖刘邦、汉文帝刘恒、汉武帝刘彻等核心帝王的祭祀场所。考虑到洛阳作为新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，朝廷又在洛阳建立高庙，专门供奉汉高祖的神主牌位，同时将太宗（文帝）、世宗（武帝）等有重大功德的西汉皇帝神主迁入，形成“洛阳主祭、长安辅祭”的格局。这些宗庙的建筑规格严格遵循古制，坐北朝南，殿宇宏伟，庙内陈列着西汉皇帝的衣冠、礼器，完全沿用西汉时期的宗庙规制，以此凸显“汉统相承”的政治立场。
东汉怎么祭拜西汉皇帝，在具体流程上既继承西汉传统，又融入了自身的礼仪特色。祭祀时间主要集中在正月上辛日、冬至、腊日三大节点，其中正月上辛日的“正祭”最为隆重。祭祀前，太常寺需提前十日筹备，太官令负责准备太牢祭品——牛、羊、猪三牲必须膘肥体壮，且需经过严格的检疫仪式；宗正寺则整理宗室成员名单，确保皇室后裔全员参与。祭祀当日，皇帝身着衮服冕冠，率三公九卿、宗室子弟前往宗庙，仪式由太常主持，分为迎神、献祭、祝祷、送神四个环节。迎神时，乐工演奏《文始舞》《五行舞》等西汉遗留的祭祀乐舞，舞姿庄重典雅，钟鼓齐鸣间营造出肃穆氛围；献祭环节，皇帝亲自将祭品供奉于神主前，随后三公九卿按品级依次献祭；祝祷时，祝官宣读祝文，歌颂西汉皇帝的功德，陈述东汉继承汉室的决心，祈求神灵保佑天下太平。整个流程严谨有序，既保留了西汉祭祀的核心礼仪，又通过简化部分繁琐步骤，适应了东汉初期国力恢复的实际情况。
东汉对西汉皇帝的祭拜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做出了合理调整。明帝刘庄继位后，认为此前祭祀的西汉皇帝数量过多，不仅礼仪繁琐，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于是下令“罢废西汉诸帝非有功者祠”，仅保留汉高祖、汉文帝、汉武帝、汉宣帝四位有突出功绩的皇帝作为核心祭拜对象。这一调整并非否定西汉传承，而是基于“有功者受祀”的古制，既减轻了朝廷负担，又通过突出核心帝王的祭祀，强化了正统传承的核心脉络。章帝时期，又进一步完善祭祀制度，规定洛阳高庙每年祭祀四次，长安宗庙则由太常派专员每年前往祭拜两次，形成固定的祭祀频次。此外，遇到皇帝登基、册立太子、封禅等重大政治事件时，东汉还会举行“特祭”，专门祭拜西汉皇帝，以此向天下昭示事件的合法性，将祭祀与政治需求紧密结合。
这种祭拜制度背后，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与社会意义。东汉怎么祭拜西汉皇帝，本质上是通过礼仪传承构建政权合法性。刘秀起兵之初，天下割据势力林立，公孙述、隗嚣等人或自立为帝，或冒用汉室旗号，刘秀通过隆重祭拜西汉皇帝，明确宣告自己是汉室正统继承人，从而争取宗室成员、地方豪强及天下百姓的支持。对于宗室而言，共同参与祭拜西汉皇帝的仪式，能够增强家族归属感，凝聚宗室力量；对于百姓来说，东汉延续西汉的祭祀传统，意味着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，有助于安抚民心、稳定社会秩序。同时，祭祀作为国家最高礼仪，还承担着教化功能，通过庄重的仪式向天下传递“忠孝节义”的价值观，强化皇权的神圣性与权威性。
除了常规祭祀，东汉还会在特殊时期举行临时性的祭拜活动。每逢自然灾害、边境告急等重大变故，皇帝会亲自前往高庙祭拜西汉皇帝，祈求先祖神灵庇佑，化解危机；皇帝驾崩后，新帝继位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宗庙祭拜，向西汉皇帝的神主禀报继位之事，表明自己将继承先祖遗志、治理天下的决心。祭祀结束后，朝廷还会宴请宗室成员与朝中大臣，在共享祭品的过程中联络感情、凝聚共识。这些临时性的祭拜活动，与常规祭祀相互补充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体系，让东汉对西汉皇帝的祭拜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。
从长安到洛阳的宗庙香火，从固定祭祀到临时祭拜的礼仪延伸，东汉对西汉皇帝的祭拜始终围绕着“传承正统、巩固统治”的核心诉求展开。这种祭拜既不是简单的形式复刻，也不是无意义的礼仪堆砌，而是东汉统治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务实选择。通过规范的祭拜制度，东汉不仅维系了与西汉的历史联系，更构建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，为两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而那些留存于史书中的祭祀细节，也成为后人了解汉家礼仪传承、感受古代政治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。